在《侵華日軍兵要地志揭秘——100年來日本對中國的戰場調查》出版之前，學術界沒有真正關于侵華日軍兵要地志調查的課題研究，連日本人自己也沒有。不過，卻有一個中國人堅持調查研究了35年。兵要地志，顧名思義，和用兵作戰有關，指對有關地區的軍事﹑政治﹑經濟﹑地形﹑交通﹑氣象﹑水文等情況記錄在案，編撰而成的軍事情報資料。日軍的這些兵要往往標有極密、秘密字樣，每個相關作戰師團也只有4冊，日軍在戰敗投降后，下令將這些機密資料連同軍旗全部燒毀，戰爭中我軍繳獲很少，十分珍稀。沈克尼對這些資料的搜集和編整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同時也填補了中國兵要地志和中國軍事地形學的起源、發展脈絡等課題研究的學術空白。本期，同為著名軍史專家的薩蘇，將與沈克尼一起就“日本兵要地志”這一主題展開牛人漫談，揭秘百年來侵華日軍的野心，以及甲午戰爭、“二戰”中重大戰役成敗疑云。日軍侵華野心蓄謀已久
?甲午戰爭前十年清朝文官已識破陰謀
“如果沒有1884年鄧世昌的仁川登陸，甲午中日戰爭可能要提前10年。”沈克尼通過研究發現，日本侵華的野心，早在甲午戰爭前10年，就已被一名中國文官看穿。清光緒六年（1880年），姚文棟受命擔任清政府駐日公使黎庶昌的隨員，在與日本朝野人士相處中，他敏銳地察覺，日本政府的野心絕不僅僅是朝鮮，而是“清國”。當時的日本已經將《兵要日本地理小志》這種帶軍事性質的材料作為小學課本，超乎尋常的國防意識，似乎也在預示著這個國家軍國主義的走向。居安思危的姚文棟，將《兵要日本地理小志》等相關書籍翻譯成中文，并根據中國地方志的特點，加入兵備、駐軍、火炮、薪餉等信息；旅途關注日本軍官交談，將聽到的軍情記錄下來。他將千方百計搜集的關于日本的這些情報信息于1884年編撰成《日本地理兵要》，希望印給北洋水師各營。▲后來沈克尼在北大圖書館找到了《日本地理兵要》，上面可見“臣之洞印”，另有一條子寫著：送白米斜街南皮張宅，也就是說這本書是呈送張之洞的。姚文棟只是一名普通外交人員，沒有人指示他做這項工作，足見其遠見卓識與報國赤誠。朝鮮局勢動蕩之時，中方應朝鮮要求派兵前往仁川，鄧世昌帶著中國最好的軍艦“揚威號”“超勇號”出發，迅速登陸仁川港。同一時間，日本也聞訊前往，但船遲了一天才到，爭奪已被中方把守的海口而不得，只好放棄了對朝鮮的干涉。誰也沒有想到，短短十年，曾經裝備精良、聲名遠播的北洋水軍，這么快享受完了自己短暫的輝煌。仁川登陸中有這樣一個細節，登陸的地方有一段路遍地都是尖石，清朝隊伍正猶豫不前之時，突然，有一名官員做了個了不起的舉動——率先拔出劍來，跳下去，踩著尖石往上沖——他的名字叫袁世凱。而為仁川登陸繪制地形圖的人，叫馮國璋。兵要地志中鮮為人知的細節，如今品來，難免唏噓。有人說，如果清朝重用姚文棟，以他對日本海陸攻擊通道的了解，歷史完全可以改寫。不管在中國還是日本，當時對兵要地志比較熟悉的一批人，最后都成為了那個時代舉足輕重的人物。比如中國北洋軍閥時期的幾大巨頭馮國璋、段祺瑞、吳佩孚，日本“二戰”甲級戰犯板垣征四郎、岡村寧次、土肥原賢二等。沈克尼解釋到，兵要地志是擬制作戰計劃的基礎，是司令部的業務，岡村寧次、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這些人都在日本的參謀本部以及陸軍大學任過職，研究中國的兵要地志，而且還親自來過，熟悉中國的戰場情況，因而有了作戰優勢。也正是他們，對中國欠下累累血債。比如，日后成為侵華日軍總司令的岡村寧次，曾在孫傳芳的部隊里當過顧問，借機竊取地圖。孫傳芳兵敗后，槍林彈雨中倉皇出逃時，岡村寧次把所有東西都扔了，但唯獨這套華中1:50000的地圖揣在懷里。這批地圖，乃至對中國兵要地志的了解，在侵華戰爭中，發揮了作用。“九·一八事變”前，日本已經做了大量對中國東北地區進行侵略的準備工作。兵要調查，便是其中重要一項。當時中國的南滿鐵路已被日方控制，他們每年在控制地區舉行“參謀旅行”，也就是派軍官沿途一邊走一邊記錄，包括駐軍、補給、山川河流等，以便在作戰的時候盡快控制這些地區。中村震太郎是日本參謀本部的陸軍大尉，他曾喬裝進入我國黑龍江地區，以及在我們的軍事禁區扎蘭屯、呼倫貝爾一帶，進行測繪、搜集當地信息，用于編撰兵要地志。▲中村震太郎與井杉延太郎在中國東北喬裝偵察兵要地志中方也清楚兵要地志的重要性，在呼倫貝爾抓到中村震太郎后，便將他以間諜罪處決。這一事件在日本引起了很大反響，日軍意識到中國居然有抵抗侵略的意識和準備，于是加快了侵略擴張步伐。僅僅過了不到3個月，日本發動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揭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東方戰場的序幕，中國東北很快淪陷。然而，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東北地區最后淪陷的是虎林一帶，呼倫貝爾也一直堅守到了1932年12月，也就是“九·一八事變”之后的1年零4個月。薩蘇分析，除了日軍有它的攻略重點之外，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村震太郎被殺后，他們對這一帶的兵要地志并不十分了解，進攻時不敢打得那么快。憑借兵要地志做得詳盡周全，日本在侵華戰場連連告捷。但，成也兵要，敗也兵要。“日本的軍方以及史學家認為，是兵要地志調查不夠，致使日本在二戰戰敗。”沈克尼說。日軍第25軍的情報參謀，曾悲嘆太平洋戰爭的失敗是因為兵要調查不到位；岡村寧次在自己的日記和回憶錄中，也批評過日本武官重視軍閥之間的人際關系，而忽略了用兵的地形。的確，縱觀“二戰”期間日軍幾場重要戰役的失利，與兵要地志不無關系。岡村寧次在進攻廬山的時候，遭受重大損失，他在日記里專門寫到一句：日軍的兵要地志中，極為重視戰場的衛生和飲用水，甲午戰爭時期，他們就曾因為水土不服導致病死的人員比陣亡的還多；氣象，也是日本兵要地志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岡村寧次進攻湖南時，最后用的就是滿鐵調查部的氣象資料，他認為兵要地志中記述得不夠詳細。此外，戰場的生存條件，也是兵要地志中不可忽視的一環。日軍曾經在瓜達康拉爾島全軍覆沒，沈克尼后來在調查中找到《瓜達康拉爾島兵要地志圖》，發現里面對于戰場生存條件的記錄只有一句話：海邊有椰子。記錄的缺失、不全，導致日軍上島后才發現，自己登陸的時間不對，恰逢漲潮，軍隊無處容身；斷糧后，島上又沒有可食植物，發生軍隊饑荒；再加上火力不足，最后被美軍消滅。兵要地志曾助長了日軍侵華的狼子野心，也終結了它稱霸擴張的進程。為了探索14年抗戰中非常重要的寒區生存經驗，沈克尼與薩蘇曾經一起到綏芬河尋訪抗聯的營地，結下了“同吃草”的友誼。▲薩蘇（左）與沈克尼（右）在長白山嘗抗聯吃過的野菜
“當時有個課題叫尋找二戰最后戰場，需要到東寧要塞進行考察，也是在這次考察中，讓我看到了沈先生作為一個兵要地志專家，不僅在理論上造詣高深，同時將理論應用于實戰的能力也令人驚嘆。”薩蘇表示。搜尋1943年八路軍戰俘起義地點是這次考察的任務之一。然而，七十多年過去，事件親歷者、見證者相繼離世，戰俘勞工營能不能找到仍是未知。
▲日軍記載八路軍戰俘發動起義的檔案
考察隊從東寧文管部門那里獲得了一張解放之后繪制的等高線圖，可許多標注令眾人困惑不已。沈克尼仔細研究過后，分析道：“修筑這個工事，需要建材、河沙、石子，他們不可能舍近求遠，應該是在河灘附近，也就是地圖上等高線比較稀疏的一側。”果然，沿著他的指向，考察隊在小烏蛇溝河對面找到了當年的戰俘勞工營舊址。
接下來的勝宏山要塞搜尋，同樣如此。
地圖上有一處標注“夕陽丘”的地方，在實際地形中的位置令眾人感到困惑：太陽從西方落下，為什么把東方的山叫做“夕陽丘”呢？“二戰”中的日軍是一支精兵隊伍，怎么可能東西不辯？“直到考察后期，我們才參詳出它背后的含義：日軍應該是以他們觀察的位置為參照，也就是說他們從東邊看過來，所以東邊一定有特殊的工事或地點在那里。”“找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地方，完成了我們這次尋找二戰最后戰場的使命。”▲二戰的最后戰場，1945年9月1日，日軍的最后一個少將鬼武五一帶領他的部隊從勝宏山要塞出來，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才算正式落幕。
薩蘇后來笑著感慨，在科考中，有一位懂兵要地志的專家，會讓考察事半功倍。▲考察侵華日軍東寧要塞期間的沈克尼（左）和薩蘇（右）“盡管探險不要求會做兵要地志，但進行每一次探險前，要像做兵要地志一樣了解所去地方的人文、地理等情況，否則探險就變成了冒險。”研究日本兵要地志以及中國軍事理論的這些年，他也經常行走山川，將走與讀相結合。
▲沈克尼應邀前往莫斯科參加國際會議并和出席會議的俄羅斯前國防部長加利耶夫大將相談甚歡。
《侵華日軍兵要地志揭秘——100年來日本對中國的戰場調查》一書中，涵蓋了不少第一手史料和實物，如侵華日軍《四川省兵要地志概說》《平陽鎮兵要地志概說》、航空相機和教材，以及《步兵操典》《作戰要務令》《陸戰教范》等“典范令”。同時也揭開了不少歷史謎團，比如引述百年前日本兵要地志，證明釣魚島不是日本所屬。疫情期間，沈克尼又用一年的時間完成了《試說俄軍兵要地志》《臺灣兵要地志圖》的研究、評述，但沒能及時收錄書中。對他而言，侵華日軍罪證一日未完全昭然于世，他個人的“抗日戰爭”便一日沒有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