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子君
她被登山家父親引導，從小涉足戶外，
工作讓她上山下海，鐘情攀巖、徒步、潛水、槳板等多項運動，
熱衷記錄當下對生命的感受，感悟中國戶外的時代變遷。
曾在羌塘歷經高反、高寒、高海拔考驗，
因《藏北秘嶺-重返無人區(qū)》追尋父輩足跡；
以《光語者》展現世界盡頭的冷酷仙境，致敬中國科學家為代表的“極地人”；
憑《光語者：獨步南極》追尋探險者內心的孤獨之旅，用《荒野青春》向世界真誠發(fā)問。
于她，戶外的本質是快樂，崇尚“自由不能被教化，只能被體驗”；
而做戶外紀錄片，既要參與探險，更要展現和詮釋探險；
這不僅需要極致的專注，更需要出色的戶外能力和對生命的真誠感悟。
2024年7月10日，95后導演饒子君來到中國探險協會，接受《牛人》欄目的專訪。不同于大多數嘉賓，她幾乎全程盤著腿坐在椅子上。樂于思考和表達的她，在侃侃而談的同時，始終散發(fā)著自由與灑脫的氣息。
“自由不是一種能夠被模仿的東西，自由只能夠被體驗。”饒子君說，“或者說，自由不應該被教化，自由只能通過你體驗去得到。”所以，她一直在追尋并體驗著“自由”，包括對已故登山家父親的理解、自由創(chuàng)作與商業(yè)投資之間的平衡、對人生不同階段狀態(tài)的享受等等。她還坦言，雖然戶外紀錄片不是她唯一的從業(yè)內容，但卻是冥冥之中的那個必然。《藏北秘嶺-重返無人區(qū)》是她執(zhí)導的第一部戶外紀錄長片，本來只是偶然參與，后來反倒成為了導演。之后，她又推出獨立制作的《荒野青春》，并接連參與了《光語者》、《光語者：獨步南極》等紀錄片的制作。與一般紀錄片相比，戶外紀錄片最難的地方在于，作為導演必須全程參與，個中艱辛不言而喻，因此它是“探險中的探險”。但好在，探險一直都是她生活中的存在。以前，她是登山家的女兒，早早接觸了戶外探險；現在，她是戶外影像記錄者，詮釋著自己對戶外的感受，以及對人生的理解。
上小學第一天，父親拋給饒子君三個經典問題：“你是誰？你從哪里來？你要去哪里？”她先是回答自己是饒子君，父親說這只是她的人名；她跟著又說自己是人類，父親則說這只是她的物種。對當時年紀尚小的饒子君來說，這也許是一種懵懵懂懂的啟蒙。她的父親叫饒劍峰，是中國知名的民間登山家，曾登頂過十座8000米以上山峰。
中國民間登山家饒劍峰 圖源：《藏北秘嶺-重返無人區(qū)》
四五歲時，父母就帶她去了玉龍雪山，這是她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涉足戶外。“那次的印象為什么會那么深刻？因為當時我高反了。”饒子君說，“但是，當他們意識到的時候，我整個人已經紫了，然后趕緊往下送。”后來，父母又開始帶她徒步，直到學業(yè)越來越重，她才暫時與戶外切斷聯系。父親一直以“登頂十四座8000米以上山峰”為目標，所以戶外從未離開饒子君的世界。每次登山回來，父親都會給她描述登山的爽感。“我能看到他很快樂，而且他眼中的登山給我的印象就一個字——爽！”饒子君說，“他給我們發(fā)過視頻，雖然拉練很苦，但他和山友們相處得很開心。對他來說，登山就像度假一樣，很放松，也很開心，所以，這聽起來是一種很爽的體驗。”2013年，陪饒子君完成高考后，父親去了巴基斯坦登山。沒想到，這一別，竟是永訣。那一年，多名登山者在巴基斯坦遭恐怖分子殺害，她的父親就在其中。父親去世后，饒子君入讀中央戲劇學院影視導演專業(yè)。大四時，她偶然進入《藏北秘嶺-重返無人區(qū)》劇組實習，該電影的拍攝地是被稱為中國四大無人區(qū)之一的羌塘，其艱難程度可想而知。饒子君不想放過機會，她的內心有一種追尋答案般的驅動力——嘗試理解父親對登山的熱愛。
饒子君雙手合十表達對父親的思念 圖源：《藏北秘嶺-重返無人區(qū)》為此，她還專門找來父親的遺物，穿上父親的連體登山服。“他的人生路徑，其實跟高海拔是息息相關的。他離世之后，我去高海拔的機會并不多。”饒子君說，“我想體驗一下到底是什么樣的一個狀態(tài)。在拍攝過程中，有一些體驗很擊中我，而這些體驗只有在高海拔的極限狀態(tài)下才會存在。即便到了現在，我依然覺得這些體驗非常珍貴。”
奧斯卡獲獎紀錄片《徒手攀巖》是饒子君常常提起的案例之一。“欣賞《徒手攀巖》這部電影，我們能看到機位的復雜性，也能看到環(huán)境極致的優(yōu)美。”饒子君從導演的視角說。當然，更重要的，《徒手攀巖》的導演金國威本身就是攀巖高手。只有攀巖高手，才能應付拍攝中的極高難度，才能將攀巖的“美”展現得淋漓盡致。盡管自稱“懶人”，且不喜歡快節(jié)奏的戶外運動，但饒子君的戶外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她廣泛涉獵攀巖、徒步、潛水、槳板等運動，并且在高海拔有著不錯的適應能力。即便如此，《藏北秘嶺-重返無人區(qū)》的拍攝依然困難重重。據饒子君介紹，電影拍攝的平均海拔達到5000米，而他們徒步的普若崗日冰川，最高海拔達到6000米以上。
羌塘無人區(qū) 圖源：《藏北秘嶺-重返無人區(qū)》整個拍攝團隊最初有48人，出發(fā)前都簽了免責協議書。歷經了高反、高寒、高海拔的考驗，以及諸如牦牛和狼群等野生動物的潛在威脅之后，堅持到最后的僅有8人。這個過程，讓饒子君深刻領會了父親的格言：“時時可死，步步求生。”
拍攝中遭遇狼群 圖源：《藏北秘嶺-重返無人區(qū)》“這需要一種很極致的專注，這種專注特別爽，而且你也沒有后悔的機會，因為后悔會影響你下一個當下的判斷。”饒子君說，“它其實跟戶外探險很像，你的每一次經驗都會直接影響你下一次的決定，就像是一種無形中的訓練和磨礪。”與此同時，她也體驗到了父親所描述的爽感：“當手機信號逐漸消失，那種感覺就像丟了手機，你一開始會很急躁，但當你確定你真的找不到的時候，你會發(fā)現世界如此寧靜，人竟然可以如此放松。”
普若崗日主峰 圖源：《藏北秘嶺-重返無人區(qū)》徒步在冰川上的遼闊感，更“擊中”了她：“就是感覺眼睛開了，你會意識到，自己的眼睛真的是一個超廣角的眼睛。”理解越深，思念越重。到了某個瞬間，饒子君再也繃不住，當場落淚。本來，這并不是電影的主線，但出于商業(yè)的考量，以及綜合整個團隊的抉擇，她不僅變身為電影導演，她理解父親的過程也成了電影的內核。
饒子君嘗試理解父親對登山的熱愛 圖源：《藏北秘嶺-重返無人區(qū)》對于這樣的安排，饒子君一度很掙扎，她在內心拷問自己：“我是不是在消費父親？我是不是背離了父親對我的期待？”“我能夠分辨出來哪些是出于獵奇，哪些是出于對于我的一種好奇。”饒子君說，“獵奇跟好奇，我覺得還是有區(qū)分的，所以這個事情往往出現在很多的內容上。”“這種傷害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為我在犯懶，我選擇不去主動承擔和界定一些東西，但它給到我的傷害就是我要為我的被動付出代價。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往往是被后果和恐懼驅使著往前行動，而不是被鼓勵和希望驅使往前行動，我覺得這個才是傷害的本質。”后來，通過與父親的朋友們進行溝通，饒子君終于發(fā)現自己的問題所在。“作為登山家的女兒，我會在成長的過程當中，希望對自己有更多的一種要求，而這種要求也在一些時候會成為我的一些約束或者桎梏。”饒子君說。“我也問過我父親的朋友們一個問題，我會不會不如他們那一代人所想象的優(yōu)秀？他們很震驚，說你為什么會這么想這個事情？作為長輩，我們只是希望你能夠過得很自由和快樂。我現在也相信，父親對我的要求也是一樣的，他并沒有希望我也要去爬多高的山，他可能更想跟我分享的是他在做這些事情時的那種快樂體驗。”這回答了當年父親在她剛上小學時問的三個問題，讓她與心中的父親達成了某種和解，也讓她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或者說找到了真正的“自由”。“這些年，我可能更關注我個人的成長體會了，我反而開始慢慢走出一些他對我的希望，我在做我自己的事情。他有他的體驗，我有我的體驗，他有他的人生，我也有我的人生。
對饒子君來說，做紀錄片不僅是經歷，更是對人生的體驗和感悟。她不排斥商業(yè)，但更享受獨立制作，尤其是記錄個人活在當下的爽感。”生活就是紀錄片，能記錄很多難以言說的巧合。”饒子君說，“這種巧合發(fā)生在你身上的時候，比營造出來的情節(jié)可動人多了。”她個人第二部與西藏有關的紀錄電影《荒野青春》，就是很好的例子。她與朋友們組織了一批人到西藏越野徒步，帶著自身對世界的疑問，她們一邊走，一邊采訪了50個人，試圖尋找隱藏在行為背后的答案。
《荒野青春》拍攝現場 圖源：攝影師秦超平
“這雖然看起來很幼稚，但也很可愛，”饒子君說，“這個過程給我們的心靈帶來了很大的力量。”“但其實到了今年，我才意識到，生命的體驗其實廣泛地存在于很多項目和行為當中。哪怕你只是去一趟公園，或者做一個瑜伽，或者去山里玩一趟，你都可以獲得這種體驗。你的生命體驗越多，你對人生的理解寬度也會逐漸增加。”歸根結底，每個人對快樂的追尋、對自由的體悟和對生命的探索都是個人化的，在這個意義上，每個人都是特別的。這種個體的差異性，其實更為可貴。父親生前曾對饒子君說，等她上大學的時候，他應該能完成登頂14座8000米以上山峰的目標，到那時饒子君可以給他拍個紀錄片。直到現在，饒子君都沒放棄這個念頭，如果哪天真要拍這個紀錄片，她希望是更個體化的視角，而不是模式化的吹捧。另外，她還想從中國戶外發(fā)展的角度去論述時代變遷和探險者之間的關系，而不僅僅只涉及父親一人。
“所以，如果再給他們那一代登山家做片子的話，我希望既能從一個足夠了解這項運動的人的視角去表達，同時又保留我作為一個觀眾跟孩子的心態(tài)，可以把他們作為獨立的個體看待。”饒子君說，“當然這里面，不排除要把他（父親）捧成登山家，也不排除他就是一個愛抽煙喝酒玩的人。”“所以，回到人本身是很重要的，我們應該允許自己可以不用成為英雄。我覺得，到了如今這個時代，我們可以不用再堆砌經歷了，我們更應該去想想，我為什么喜歡這項運動？這個答案，也許更觸及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