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江濤

他是“珠峰救人者”，也是IT人，更是創業者；參加戶外活動15年，是湖南登山隊領隊，曾登頂非洲、歐洲和南美洲最高峰；放棄登頂珠峰良機，打破“8000米無救援”慣例，在生命禁區極限救人，登頂人性的“珠峰”。

從珠峰南坡C4營地往上走一百多米，范江濤止住腳步，仰頭望著由沖頂者連成的一條燈帶。

那是珠峰南坡的最后一段路，前面分別是南峰、“希拉里臺階”和峰頂。

“景色看著挺壯觀的！”

“今天晚上天氣這么好，我應該100%能登頂！”

“他媽的，吃了那么長時間的苦，就這么結束了！”

范江濤邊感慨人生，邊罵罵咧咧，持續40分鐘。

隨后，一個頭燈進入范江濤的視線，只有它不是在沖頂，而是往下走。

范江濤知道，這就是他要接的人——謝如祥。

當范江濤在底下徘徊時，謝如祥也在上面感慨人生，“這一次登珠峰，又結束了！”

下撤時，謝如祥的頭燈來回晃，時而向上，時而向下，慢慢悠悠走到范江濤跟前。

兩個沒登頂的人開始自拍合影。范江濤問謝如祥，“后悔嗎？”謝如祥回說，“不后悔！”

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雖然沒能登頂現實世界的珠峰，但卻登頂人性的“珠峰”。

因為他們在珠峰8450米處的生命禁區救了一個人。

2023年5月18日晚8點20左右。

身為湖南登山隊領隊的范江濤，與夏爾巴行至珠峰8450米處。

很快，范江濤發現了被鎖在路繩上的劉女士。劉女士縮成一團，一只手沒有手套，另一只手上的手套已被凍住。氧氣的缺失，長時間不進水，讓她開始打擺子，隨時進入失溫狀態。

憑十幾年的領隊經驗，范江濤事后判斷，“在那種狀態下面，不救她的話，差不多半小時就會非常危險。”

劉女士虛弱之中，將自己的名字告訴范江濤。

當時的范江濤，處于懵的狀態。他一度懷疑自己出現幻覺，還扇了自己一下。此前的一天，他曾因為消化不良，連續嘔吐，出現過幻覺，看誰都像一個隊友。

在夏爾巴的催促下，范江濤繼續往上走。

登珠峰的人都知道，“8000米以上無救援”是慣例。即便范江濤從劉女士身邊走過，而不去救她，也不存在道德困境。

“在8000米以上，不能說是沒有救援，或者沒有道德，”范江濤說，“只是在8000米以上的時候，你的尊嚴和價值都是0，那就不要談道德。道德是建立在你的認知、價值觀和尊嚴基礎之上的。如果那些都是0，就沒有所謂的道德。”

但范江濤的心并不平靜，他一邊往上走，一邊猶豫是否要救人。

他停在一塊石板上，扭頭就能看見劉女士。他知道答案，但還是在石板上站了10來分鐘，“救與不救，其實在那一瞬間已經想清楚，當時想的更多的是你到底要放棄什么，全部都想了一遍。然后我就想，‘天啊，真要這么干嗎？’”

不顧夏爾巴的反對，范江濤折返回去救人。

范江濤將一瓶備用氧氣，讓給劉女士，并送她一只手套，幫她喝水和取暖。

緩了一會兒之后，劉女士嘗試站起來，但卻站不直。她多次嘗試，耗費半小時才成功。

“在那樣陡峭的大雪坡上，我和我的夏爾巴沒法搬著她走。我們做不到。”范江濤說，“我也背不動她，連人帶裝備得有一百四五十斤。我相信基本沒有人能在8400米的地方，并且在那樣陡峭的雪坡上做到這一點。稍微一滑墜，兩個人100%都沒了。”

“所以只要她能站直，能站在地上，即便她不必走，也能分散掉她自身很大的重量。我們架著她走，才能完成救援。”

在8000米以上，人每走一步都要喘一口氣，更何況架著一個人。范江濤和夏爾巴架著劉女士往下走，一個多小時行進100多米。

此時，劉女士突然陷入昏迷。范江濤和夏爾巴把她拍醒，她掙扎著說，“我再也站不起來了。”

“正常情況下，如果要從高海拔移動一個不能站起來的人，你至少需要4-6個人才能把這個人搬下去。但我們只有兩個人，而且已經持續一個多小時，累得不行，況且她也堅持不住了。”范江濤說，“在那樣的極端情況下，我必須考慮自身的安全。”

救援只能先暫停。

對一個已經爬到珠峰8450米處的登山者來說，放棄“近在咫尺”的登頂并不容易。

登頂珠峰不僅是神圣理想，也是“燒錢”之舉。

范江濤曾透露，“一次完整的珠峰商業攀登，每人所需費用大約為50萬人民幣，包括登山注冊服務費、珠峰大本應服務費、高山向導服務（即夏爾巴）、氧氣費、大交通和自身登山裝備。”

放棄登頂，意味著幾十萬付諸流水，以及理想的落空。

然而，站在石塊上思考“救人要放棄什么”的范江濤，第一時間想到的卻是如何跟孩子交代。

為了做前期適應和準備，以及沖擊珠峰，范江濤需離家2個月。他好不容易才說服兩個孩子（一個小學畢業，一個10歲）。

“一開始回到家，他們并不原諒我。他們覺得很難過，認為爸爸去了，卻沒登頂。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就是沒登頂。”范江濤說，“后來，他們在一份少兒刊物上看到救人的事，才算勉強原諒我。”

范江濤的孩子們年紀尚小，還不理解救人的真正意義，更不清楚救人的艱難和兇險。

從8450米向C4營地下撤，要經過一段雪巖或冰巖混合地帶，如果踩到巖石上，冰爪卡不進去，就會喪失著力點，有滑墜的風險。范江濤一邊注意腳下，一邊向后拽著點劉女士，增加摩擦力，“就是擔心一滑的話，直接全滑下去了。現在想想其實還挺后怕的。”

因為這個，范江濤被父母罵了一頓。

范江濤、夏爾巴和劉女士緩慢下撤時，四周一片漆黑，只有頭燈的光芒。坡很陡，看著腳下就是懸崖。

戴著氧氣罩的范江濤，只能聽見自己的呼吸聲和走路聲，大腦里也只有這些聲音，“如果有幽閉癥的人，最好不要來體驗，會被自己的呼吸聲嚇到。聽前輩說過，他那時候被自己的心跳聲嚇到過。”

在劉女士無法站起來之后，救援只能暫停，必須尋找幫手。

范江濤往下走，恰好看到謝如祥。謝如祥同意救人，兩人和各自的夏爾巴一起往上走。

走了大概十來米，劉女士已在視線里。疲憊的范江濤止住腳步，看著謝如祥的夏爾巴扛著劉女士往下走，與他和他的夏爾巴匯合，三人合力往下搬劉女士。

謝如祥沒下來，停在原地，“老謝（謝如祥）當時自己在想，我在這等你們，我慢慢走，你們救援完再上來，我們再一起沖頂。”

等范江濤、兩名夏爾巴和劉女士抵達C4營地邊上，已是5月19日0點45分。一切為時已晚。

在這次救援中，范江濤和謝如祥放棄了登頂珠峰的希望，放棄了自己的夏爾巴向導、登頂需要的物資，主要是氧氣。

此次沖擊珠峰，范江濤一共攜帶4瓶氧氣，夏爾巴用1瓶，他自己用3瓶，每一瓶氧氣都是仔細計算和安排如何使用的。備用氧氣給了劉女士，救援也消耗很多氧氣。從C3營地（海拔7300米）往下撤時，范江濤已沒有氧氣，只能無氧下行。

“你的物資，包括最重要的氧氣，都是提前計算好的。氧氣沒了，也就結束了。”范江濤難掩失落。

后來，范江濤去接謝如祥，看到那條沖頂的燈帶，就意識到“一切都結束了！”

如果再遇到類似的情況，是否還會救人？

范江濤笑了笑，“在那一刻，應該是各種情況都非常契合，也有很多的巧合，比如具備能夠救援她的時間、地點、運氣和能力，她也沒有陷入過于危險的情況。到了八千米以上，大家還是要考慮自身的安危。”

“但肯定還是會救，只是不知道是否能完全做到，畢竟得看當時的各種情況。我參加戶外15年了，第一次就當領隊，然后一直到現在，從來沒有做過隊員。我沒有被救援過，但我救援過很多人，這是屬于刻在骨子里的一種文化認知，或者說是對自己的認知。”

2008年，范江濤被探險家楊柳松的《北方的空地》打動，開始迷上戶外。先徒步，然后專注于登山，并制定“7+2”計劃。“7+2”指攀登七大洲最高峰和徒步到達南北兩極點。

“登山就是我喜歡的一項運動，沒有什么高尚的東西。或者可以說，我不是喜歡登山，我只是喜歡自己有目標。”范江濤說，“不管是工作、創業，還是登山、戶外，或者是打籃球，都是我的生活。我沒有什么別的愛好。”

“我是一個非常有目標感的人。我喜歡給自己定一個目標，不管它是否容易實現。我創業也是這樣的，這個努力的過程，讓我非常享受。像7+2這個目標，我覺得它的時間跨度長，很難實現，而且需要很多的金錢和時間。但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我會強迫自己去努力。”

目前，范江濤是一家互聯網科技創業公司的老板。他此前登頂過非洲最高峰乞力馬扎羅、歐洲最高峰厄爾布魯士和南美洲最高峰阿空加瓜。

而珠峰，是他“7+2”計劃的第4站，因救人未能登頂。

在范江濤接到謝如祥，返回C4營地時，已是凌晨1點半左右。

一切過后，范江濤唯一的感受就是累，想睡覺。他找到個帳篷，穿著連體服，枕著頭盔躺下。地上僅有一塊很薄的墊子。他的防潮墊和睡袋都給了劉女士。

夏爾巴看到他這樣，說了一句，“你這樣睡，明天凍死的就是你。”隨后，夏爾巴尋覓半天，給他找來一個睡袋。

再醒來時，已是早上6點。

范江濤滿腦子都是“沒登頂”，嘴里一直罵罵咧咧，想吃東西卻找不到夏爾巴（吃的東西都在夏爾巴身上），最后只能吃點巧克力，以及隊員給的餅干。

他拿出衛星電話，給后方的工作人員打電話。起初對方以為他成功登頂，范江濤說“救人了，沒登頂！”這是他第一次跟外界談及救人。聊完，他拆了衛星電話，不再想談它。

然后，范江濤跟隨其他人，開始下撤。先到C3營地，氧氣徹底耗盡。再到C2營地，邊等隊員邊聊天至深夜，范江濤心情有所好轉。

撤至大本營后，網絡恢復，家人、親戚、朋友紛紛詢問，所有人都安慰他安全下山就好，反正已經到了8450米。

但范江濤的腦子里仍然只有三個字，“沒登頂！”

直到回長沙，媒體開始采訪，范江濤才從“沒登頂”的情緒漩渦中跳出來，意識到自己干了一件“特別牛的事”。

與很多登珠峰的人一樣，范江濤也隨身攜帶著一個大包。

里面有個人、公司、贊助商、學校以及社會組織的旗子，也有別人送的小葫蘆、吊墜等小玩意，甚至還包括一塊巧克力，別人送給他，希望他在珠峰峰頂吃掉。

在C4營地，范江濤拍了兩張相關的照片。

“對我個人比較有意義。”范江濤陷入一種矛盾，“但又有什么用？這就像成就一個目標一樣，你沒有完成它，后面的任何補救措施都是沒有意義的。”

回到大本營，那塊巧克力，被眾人分著吃光。剩下的那些旗子和紀念品，范江濤挨個拍了一遍，“雖然沒登頂，就當留個念想吧。”

離開大本營時，范江濤匆忙之中，將所有東西一股腦塞進包里，時至今日仍未打開。

“我有拖延癥，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收拾（那個包）。”范江濤說。

范江濤也很忙，不僅要處理家里、公司的事，還要會見朋友，更要到北大光華管理學院上16天課，完成6篇論文。當然，他也要頻繁受訪。

“我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些經歷，也愿意告訴更多人，中國人是樂意救人的，中國人也愿意救人。”范江濤說，“通過這次的事情，我其實深刻認同中國文化從小到大給予我的的教育，以及熏陶我的傳統文化。如果你沒有那個理念的話，你是不會去做這件事情的。”

至于還未登頂的珠峰，它一直都會在那里。

范江濤笑著說，“恐怕要等到后年再登珠峰了。如果明年再去，我媽和我妻子都不會愿意的。”

原因不言而喻。

而那個未被拆開的包，也會一直在那里，就像范江濤口中“未完成的目標”。